今年下半年以來，能源危機愈演愈烈，歐洲、美國、亞洲遭遇能源供需矛盾的沖擊，天然氣、原油、動力煤價格均大幅上漲。

被視為歐洲天然氣價格風向標的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價格已較去年同期大漲8倍，13日，TTF基準荷蘭天然氣期貨歐市尾盤漲7.59%，報94.250歐元/兆瓦時；ICE英國天然氣期貨收漲逾8.59%，報235.75便士/千卡。國際原油價格也一路高歌猛進，突破80美元大關，一度沖上82美元，創下7年來的高點。

據路透社報道，由于能源價格飆升，今年冬天美國居民的取暖費將大幅上漲。數據顯示，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依賴天然氣取暖，預計今年10月到明年3月，這些家庭的平均能源成本將比去年同期上漲30% ，達到約746美元。而在去年冬天，這一數字為573美元。另外約40%的依靠電力取暖的美國家庭，預計取暖費將達到1268美元，比去年冬天增加了6%。

能源價格為何大幅度上漲？除了疫情因素，還有沒有更根本的因素？這輪能源價格上漲是否波及消費市場，引發性的大通脹？

本文透過疫情更層次地探討能源危機的成因、影響與啟示。

干預政策與能源危機

本輪能源價格上漲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是疫情之下的供需失調。

供給端，受疫情沖擊，巴西、智利等礦廠開工率偏低，能源產量下降，同時國際供應鏈效率下降，大量集裝箱與貨輪囤積，海運成本上升，能源供給受到約束。需求端，經濟正在結構性復蘇，需求也是結構性擴張，能源需求旺盛。另外，能源供給彈性偏弱，價格上漲難以在短期內刺激能源供給擴張。所以，大疫復蘇之下的能源供需失衡抬高了能源價格，引發了一場性的能源危機。

不過，我們不能將這場性能源危機的鍋都甩給疫情。其中，還有一個隱性的、深層次的原因：過去十多年，范圍內的能源干預政策才是問題所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民粹主義崛起，政治思潮集體左轉，環保議題不再僅是關于科學真知或經濟效率方面的討論，而是變得政治化。氣候議題成為歐美國家政黨贏得選票的關鍵議題，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確層面。英法美德每一輪大選，氣候議題必然是左派政治黨的“開胃菜"。在這股大潮下，各主要國家均公布了較為激進的減排目標，通過各種政策人為干預能源轉型。具體目標和方向是打擊化石能源，棄煤、棄油、棄核，限制天然氣，發展光伏、風力等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

歐洲國家是在能源轉型道路上走得最激進的國家。這與歐洲傳統的左派政治有很大關系。最近十多年，政治民粹化、氣候政治化在歐洲國家越來越嚴重。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福島核危機爆發后，德國左派政黨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運動。默克爾迅速做出妥協，暫停了剛剛頒布的延長核電站使用期限的決定。同時，法國的核電也受到限制。

2015年底，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了《巴黎協定》。這個協定是對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作出的統一安排。2016年11月，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了歐盟批準《巴黎協定》的決議。可以看出，歐洲政界對氣候政治足夠熱情。《巴黎協定》的目的是好的，為了共同維護氣候環境。但是，在歐洲，氣候議題淪為“政治正確"，各國政府“順應民意"強力干預能源轉型，德法棄油棄煤棄核，大搞可再生能源，導致歐洲能源命懸天然氣。歐洲又是一個天然氣貧乏的地區，天然氣依賴于俄羅斯和挪威，其中從俄羅斯的進口天然氣占到歐洲消費總量的一半。可以這么說，歐洲能源命懸俄羅斯。

歐洲天然氣供給矛盾導致價格攀升，為了解決能源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與俄羅斯建設“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但是，“北溪二號"遭到歐洲議會和美國的反對。因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歐美聯合制裁俄羅斯，但俄羅斯反過來用天然氣與歐洲談條件。當時的美國總統就“北溪二號"項目對德國及歐洲相關企業、個人實施制裁。所以，歐洲的氣候政治化導致能源危機，天然氣又上升到國際政治問題，進而掣肘了歐洲的政治與外交。

疫情化進一步推動政治思潮大幅度左轉，民主黨人借此風潮上臺。氣候政治是民主黨的傳統項目，環保主義者、高校知識分子、媒體與新能源勢力對的期望很高。比之前的民主黨總統更為激進，他正式上任天，就簽署文件表示美國將重返《巴黎協定》。此前，讓美國退出了該協定。重新恢復其“3550承諾"，即“到2035年，通過向可再生能源過渡實現無碳發電；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到了今年4月末，公布了更激進的減排目標：到2030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將較2005年的水平減少50%-52%，美國經濟到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在美國，能源政治化關系到政治選票，還涉及大量的經濟利益。共和黨是化石能源與傳統重工業、老牌金融勢力的利益代表，民主黨是新能源、新技術和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代表。的“綠色新政"可以給予新能源、新技術和華爾街金融勢力萬億美元的財政支持。

原本計劃向國會提交一項高達3.5萬億美元的社會支出法案。他試圖將氣候變化支出與醫保、育兒、養老、扶貧、紓困等捆綁在一起，一次性在國會上通過。但是，這注定是一個艱難的政治博弈。

上臺后立即停止了對頁巖氣技術的補貼，加大對電池技術的補貼。此外，通過行政命令，撤銷了對價值90億美元的輸油管道項目“拱心石 XL"（Keystone XL）的項目許可。縱貫美加的“拱心石"輸油管項目，總價值近90億美元，計劃從加拿大西部油砂礦基地艾伯塔省鋪設管線，南下直通美國內布拉斯加州，連接墨西哥灣煉油廠的現有管道。此前預計，工程建成后每天能將逾80萬桶原油運往美國。

在疫情之下，政治思潮和左派政黨加速能源激進計劃落地。近日，德國便宣布，將在2022年關閉國內最后三座核電站。要知道，十年前核電曾占到德國電力供應的四分之一。此外，德國計劃于2038年前關閉所有煤電廠，2050年前放棄使用天然氣。

在最近的德國大選中，中左翼的社民黨贏得聯邦議院選舉，預計社民黨可能與左翼綠黨、自民黨組閣。這三個黨都都氣候政治來博取選票。如此，德國政治將進一步左轉，能源政策可能更加。

判斷未來的能源政策走勢，主要關注美國共和黨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以及下一屆美國大選中的選舉結果。

實際上，石油的需求量還未恢復到疫情之前，但為什么油價高漲？按理來說，油價上漲會刺激石油供應，通常原油價格到50美元左右時，美國頁巖氣礦井開采增加，從而抑制原油價格上漲。從2008年開始，頁巖氣成給國際原油價格設置了天花板。

根據貝克休斯數據，至10月8日，美國原油鉆機數由一周前的428個增加至433個，鉆機總數增加至533個。更多的鉆機開工無疑是受到近期原油、天然氣價格抬升的刺激。但比起高峰時期1609個鉆機同時動工的狀態，能源行業的恢復顯然并不充分。

為何能源供給彈性如此之弱？

主要原因：一是能源企業尚未從疫情導致的破產潮中恢復信心，因而更愿意保持資金的流動性；二是近些年低碳減排政策的頻繁出臺，導致歐洲碳排放期貨大漲，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降低了能源企業資本的投資意愿，人為地降低了能源供給的彈性。

我們需要關注第二個因素：能源政策打擊了供給彈性。以英國為例，從2018年到現在，英國的能源供應商由70家減少到了40家。主要原因是在能源政策的干預下，能源行業的整體投資意愿下降。同時，今年歐洲能源干預政策導致碳排放價格大幅度上漲，直接提高了火力發電的成本，導致歐洲火力發電量遠低于疫情之前。

傳統化石能源、核能因為被“排擠"而產能彈性下降，那么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新能源能否頂上供應缺口呢？

當前的情況是，如太陽能、風能、水力等“靠天吃飯"的清潔能源無法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能源干預導致的能源供應“青黃不接"，是這次能源危機的主要原因。

美國的能源消費依然是傳統化石能源為主，但天然氣消費占比，2020年達到43.33%，原油占比24.55%，可再生能源合計占比19.4%，煤炭占比11.19%。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合計超過60%，而這兩種資源的供給都不穩定。天然氣的價格高于石油，而且供給不夠穩定。可再生能源則更不可靠，今年上半年美國西部大旱，水力發電量下降14%。第二季度出現性缺風，風力發電量同比下降。這導致可再生能源不夠穩定，導致美國能源季節性、結構性短缺。

再看歐洲。歐洲是新能源的，也是能源危機的重災區。2020年歐洲清潔能源占比超過傳統石化能源，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35%，核電占比23%，煤炭消費量占比23%，天然氣占比18%。但是，今年歐洲經濟復蘇時就爆發了嚴重的能源危機。主要原因是，風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受到季節、氣候等自然因素的影響，無法穩定地供應電力。

以德國和英國為例。2020年，來自可再生能源的電力，是德國電力大來源，占比達到40.64%，其中風力發電占比達到27.4%；英國風電比例更高，2020年末風電在英國能源結構中一度占比超過50%。而今年由于遭遇高壓影響，北海風力不足，海上風速大幅低于前值及預期值，兩國風力發電量即顯著降低。2020年9月，英國風力發電量可以達到5000兆瓦時/小時，今年同期則只能徘徊在2000兆瓦時/小時。風力發電量的驟減使得英、德兩國電力供應出現大幅缺口，因而增加對天然氣發電的需求，帶動電價與天然氣價格同時飆升。此外，進入冬季河流流量降低、日照時間縮短也影響了水力和光伏的發電能力。

想要克服清潔能源的這種季節上的不穩定性，需要的儲能系統。儲能系統方面，受制于當下的電池存儲技術，靠儲電無法實現電力的穩定供應——據估算，目前電池生產商5年多的電池產能僅能滿足東京全市停電3天的電能。

并且，短時期內，決定電力存儲能力的關鍵——能源密度難以有跨越性提升。院士劉科指出，100多年前就發明的鉛酸電池的能量密度是90千瓦時/立方米，人類花了上千億美元和100多年的探索，電池能量密度到現在特斯拉的電池、比亞迪的刀片電池，也就是260千瓦時/立方米。

這是由物質形態決定的，液態的能源密度是的。汽油的能量密度是8600千瓦時/立方米，柴油是9600千瓦時/立方米，遠遠高于電池能量密度。物質形態決定能源密度，進而決定儲存和運輸成本。這是近300年來，人類依然以化石能源為主的重要原因。當前，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合計達到88%。反過來，在現有的技術下，化石能源消費結構占比越低、可再生能源占比越高的國家，能源安全風險越大。

《巴黎協定》統一安排“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但是2021年因能源干預而引發能源危機。這項計劃是初衷是好的，但各國政府需要注意行動方式：低碳之路必須遠離干預主義。

通貨膨脹與能源危機

能源危機不斷發酵，放大了市場對經濟前景的擔憂，也會拖慢經濟復蘇。能源危機是否引發大通脹、大滯漲？

由于能源大宗之間有著替代性，天然氣、原油、煤炭價格相互帶動，其中，天然氣漲幅。行情數據顯示，11月份歐洲天然氣供應合同躍升23%，達到了創紀錄水平，至每兆瓦時117.50歐元，而6個月前僅為18歐元，較去年5月的低點更是上漲了超過1000%。動力煤也價格飆升，油價更是突破80美元/桶。

在歐洲，PPI向CPI傳導，通脹率已大幅超過2%的目標值，9月歐元區調和CPI同比上漲3.4%，其中，能源價格上漲帶動效應明顯，調和CPI能源分項上漲了17%。并且，從數據可以看出，能源危機拖累了歐元區的經濟復蘇：8月歐元區Markit綜合PMI指數為56.2，較上月下降2.8，其中制造業PMI指數為58.6，近三個月持續下滑；服務業PMI錄得56.4，同樣不及預期，均提示歐元區經濟復蘇放緩。

再看美國的情況。今年8月，美國PPI同比上升8.3%，創下2010年該數據匯編以來的同比漲幅。剔除食品、能源和貿易服務價格的核心PPI同比上漲6.3%，亦創下2014年有紀錄以來新高；9月CPI環比上漲0.4％，同比上漲5.4％ ，創下2008年以來年漲幅。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1973年的滯漲危機。1973年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為了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OPEC多個成員國先后宣布中斷對美國的原油出口。受此影響，油價由3美元/桶大漲至10美元/桶以上。石油價格上漲引發了美國國內物價的上漲，通貨膨脹惡化，失業率也開始抬頭。從1973年到1982年，美國陷入了長期的滯漲危機。

很多人擔心，歷史會不會重演，能源危機是否再次引發性通脹危機或者滯漲危機。

不過，人們似乎并沒有從歷史中獲得教訓，甚至沒有形成正確的認知。不管是70年代的大通脹，還是當前的通脹，人們都將能源危機與通脹危機的因果搞反了。表面上是能源危機導致了通脹危機，實際上恰恰相反，是通脹危機引發了能源價格和整體市場價格上漲。

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了美國大通脹，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將責任歸咎于阿拉伯人，認為石油商人壟斷并提高油價引發了美國通脹。卡特總統一邊罵阿拉伯石油商貪婪，一邊道德勸解美國人不要過度消費，要克制自己的。漠視規律的道德治國無一例外地以失敗告終。

當世界石油危機停止后，國際油價回落，日本、德國的通脹大幅度回落，但是美國的通脹形勢依然嚴峻，失業率居高不下。這時，美國的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石油危機并不是通脹的成因，最多只是一個誘因。要知道，日本和德國都是能源匱乏的國家，他們在油價回落后經濟復蘇，而美國依然在泥潭中掙扎。這是為什么？

這個大問號極大地推進了經濟學的通脹研究。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一語道破天機：通脹不是成本現象，通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至此，人類才真正揭開通脹的真相。

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什么？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通脹是成本現象，石油價格上漲推高了原材料、制造、運輸成本，價格傳遞到消費端，進而推高了消費市場的價格。這就是當時對通脹的解釋。實際上，今天很多經濟學家也是這樣理解的。但是，遺憾的是，這種解釋違背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成本上漲是不可能形成通脹的，至少不可能出現持續的價格上漲。原因是，根據需求定律，成本上漲，比如能源價格上漲，會刺激供給增加，供給增加會抑制價格上漲，最終價格會回落。所以，成本上漲推動的價格上漲，是不持續的，屬于正常的價格波動，是正常的市場現象。而通脹，是失衡的市場現象，是一種無法通過供給增加來抑制的經濟危機。

弗里德曼說，這種危機是一種貨幣現象。弗里德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背后是實證研究的貨幣需求函數理論。他論證了貨幣需求的穩定性，進而得出貨幣供應量決定了商品價格。換言之，一切通脹，一切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的現象，都是貨幣供應量擴張的結果。弗里德曼指出，美國爆發通脹的原因是六十年代，尤其是民主黨人總統時期大力擴張貨幣。

理解了這一點，美國人才真正降服了那場大通脹。1979年保羅·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采納弗里德曼的主張，一邊提高利率，一邊用公開市場操作回收貨幣，暴力縮減貨幣供應量。最終，以經濟深度衰退的代價來換取了通脹衰退和宏觀經濟穩定。這就是沃爾克時刻。

我們再用正確的通脹理論來理解當下的通脹問題。到底是能源危機導致了通脹，還是通脹導致了能源危機？

這輪能源價格上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復蘇拉動能源消費。根據WTO九月一期《貿易統計及展望》報告，2021年上半年，經濟活動進一步復蘇，商品貿易超過疫情暴發前的峰值。2021年一季度貨物貿易額增長15%，其中亞洲增長28%。2021年上半年美國、韓國貿易增速分別為24.0%、25.1%。2021年前5個月，歐盟、日本貿易增速分別為22.4%、14.7%。

但是，這輪經濟復蘇實際上是弱復蘇，就業率沒能同步上漲的弱復蘇。問題來了，為什么弱復蘇引發強勁的需求？在美國，就業行情偏弱，不少人沒能重返就業，收入沒能增加，如何擴張消費？

重要原因是美國大幅度貨幣擴張和財政擴張，給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并非建立在真實儲蓄之上。去年3月疫情后，美聯儲宣布了無化寬松政策，此后其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更在今年6月實現翻倍，突破8萬億美元規模。美聯儲放寬了對通脹的容忍度，將就業率目標置通脹率之前，只追求長期通脹率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貨幣供應量增加后，市場的整體價格不會同步上漲。經濟學家坎蒂隆在其的著作《商業性質概論》中指出：貨幣增量并不會同一時間反應在所有的價格上，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貨幣增加對經濟的影響，取決于貨幣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

在美國，大量的美元是通過購債的方式注入到美國金融市場，債務、和期貨市場流動性大增。隨著經濟不均衡復蘇，華爾街抓住機會做多大宗，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大宗期貨市場。大宗期貨市場價格持續大漲，進而傳遞到原材料、能源和工業品市場。這導致美國的PPI持續走高，今年8月美國PPI 同比增長了8.3%，超預期值8.2%與前值7.8%，創近11 年來新高。接著，工業品價格上漲傳遞到下游消費市場，最終推高了消費品價格指數，引發了通脹。

價格能否順利傳遞到終端市場，取決于家庭的購買力。在弱就業的環境下，美國依然有較強勁的購買力。這是為什么？

這與的1.9萬億美元紓困法案直接相關。美聯儲以購債的方式向金融市場注入資金，美國聯邦政府在債務市場上融資。如此，大規模的貨幣流入到聯邦，而聯邦將接近一萬億的貨幣以“紅包"的方式發到了美國家庭。這一萬億美元，不少注入了美國消費品市場，構成了終端通脹。在美國消費市場上，貨幣也是不均衡的，服務業繼續蕭條，而電子、汽車、餐飲等需求旺盛。這種不均衡的需求導致加劇能源需求擴張，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這就是美國通脹的邏輯。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就認為，國內貨幣政策制定者對此次通脹風險不夠重視，他警告稱：“與我的職業生涯之中美國的通脹失控之時相比，我們現在處于更大的危險之中。"

所以，通脹不是成本現象，不是能源價格上漲所致，而是貨幣擴張的結果。大疫放水貨幣注入市場刺激了能源金融投資需求、能源消費及結構性消費需求擴張，推動了能源價格與物價上漲。能源價格和物價上漲不過是通脹的表現而已。這是需求經濟學的結果，是干預主義制造需求的結果。

國家治理與能源危機

所以，本輪能源危機，與干預主義密不可分。過去十多年，主要國家的能源政策打擊了能源供給，貨幣和財政政策人為地擴張了能源需求。對供給與需求兩端的干預政策，引發了能源供需失衡，扭曲了市場價格，在大疫復蘇時爆發能源危機、通脹危機。

當然，本文并非否定新能源鼓勵化石能源，而是反對能源干預政策。反對能源干預政策并非放任污染活動和氣候惡化，而是反對能源價格干預與供需干預，主張科學有效的司法管理。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出過，能源沒有新舊之分、沒有好壞之別。石油、煤炭、電力、風能、光伏、核能，一切一次性能源和二次能源，都應該在公平競爭環境下角逐，企業去探索技術，個體去自由選擇。門應該做的是建立公平的法治，不應該去定義能源，鼓勵或者否定哪種能源和技術。

哈耶克曾在《致命的自負》中嚴厲地批評了這種人為的選擇與計劃，其中有兩個理由是過硬的：

一、市場是一種自發自生的秩序，不是某個人能消滅或建立的。

市場像語言一樣是所有參與者自發選擇與共同協作的現實產物。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阻礙、禁止一個自發性的市場，當然也沒有任何理由去鼓勵、壟斷一個自發性的市場。

這就是我反復強調的經濟學所追求的一般性以及在一般性基礎上的正當性。不禁止、不鼓勵市場，讓市場自由競爭，是遵循了一般性和正當性。在此基礎上，市場才產生經濟效率。能源經濟的效率來自能源市場的自由競爭，而不是各國政府的能源干預。

二、任何人都無法替他人做出正確的決策，政府無法替代企業家、科學家和消費者做出正確的能源決策。

原因有三：市場信息分散在每個人的頭腦中，政府不可能收集到信息；每個人的選擇依據是預期邊際收益，邊際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一刻想喝水下一刻想喝咖啡，"上帝"如何能夠知曉并時時滿足；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一個人比其它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更加聰明，并且都可以做出更加英明的決策。

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國家，存在一種路徑依賴：國王管制一切重要之產業。早期的運河、鹽業、冶鐵、運輸、鑄幣等都是由國王管制、壟斷與組織計劃生產。但是，自由市場興起之后，國王的神話被打破。如今，鹽業、糧食、、能源、航運、航天等一切重要之產業，市場并不比國王做得更差。

現代政府的職能發生了變化，從經營管制型政府轉變為管理服務型政府。重要之產業的定義也發生了變化，重要之義不再是組織生產，而是容易引發負外部性。因為在解決短缺方面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管理服務型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也就變成了管理外部性。食品不衛生可能引發安全問題，能源消費可能引發環境污染。政府通過制定法律去約束食品、能源企業，以稅收、罰款等方式提高制造負外部性的成本。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抽象規則"。哈耶克根據政府職能區分為自然國家與現代國家，自然國制定統一的經濟目標，控制重要產業，組織人力生產，進而達成目標，并實施計劃分配。哈耶克認為，現代國家這一強制性力量與過去的部落統治方式的不同，是它沒有必要再為整個共同體制定統一的目標并集中財富去實現這一目標。哈耶克認為，現代政府“普遍的、無目標的抽象行為規則取代了共同的具體目標"，“實施這些抽象規則，以此保護個人的自由領域不受他人的強制或侵犯"。

盡管現代國家很少像自然國家那樣統一組織生產達成共同的具體目標，但是干預政策保留了這種“遺產"。凱恩斯強調政府有明確的經濟目標及干預政策，違背了現代國家的“無目標性"，容易破壞抽象規則。哈耶克認為，凱恩斯以及凱恩斯主義者導致政府調控經濟的隨意性大大增加，從而忽略法律對經濟管理的嚴肅性和長期性。政府宏觀調控擴大化，對私人契約干預越多，法律的準繩越難得到伸張，市場自由就會受到限制。

比如70年代滯漲危機時，美國作為一個以自由市場著稱的現代國家，一個反對蘇聯計劃經濟的國家，一個經濟法律非常*的現代國家，但在干預主義的影響下，、福特、卡特三屆政府都試圖通過凍結、干預物價和工資來控制通脹。這種價格干預最終破壞了市場，也破壞了法律原則，最終引發了更大的通脹。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50年后的今天，一個具有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英國，居然也效仿當年的美國政府管控能源價格。英國政府為了保護消費者，避免能源價格上漲傳遞到終端市場，對能源價格設置了上限。但是，限價政策使得能源價格上漲的成本全部由能源企業來承擔，導致數家能源企業破產，嚴重打擊了能源供給。

據BBC報道，9月末英國兩家大型能源供應商Avro Energy和Green宣布破產倒閉，而此前英國已經有7家能源公司破產。而這9家能源公司占到了整個英國能源市場的5%。價格干預對能源供給的打擊，進一步導致能源價格上漲，一些化肥、鋼鐵、化工企業開始減產或停工，引發經濟系統混亂。

所以，這輪大疫之下的能源危機和通脹危機，給世人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思考：現代國家應該采取何種經濟治理方式？

一個現代國家，需要避免實施具體統一的經濟目標，避免直接組織生產、投資經營和壟斷經濟來達成這一具體目標。歷史的教訓和現代經濟學，試圖讓世人逐漸走近這一共識：現代國家遵循“無目標性"，建立抽象規則。在能源經濟上，不明確棄煤棄油棄核的目標和方向，只建立公平競爭的抽象規則，讓所有污染者付出公平的代價，讓企業家、工程師自由競爭。

總之，人類不折騰能源，能源就不折騰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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